联合资信：又一个大公国际？|金鸿控股--民众国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公众号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秋娜

　　摘要：国内5家信用机构的综合评估中，大公国际排名垫底，而联合资信排名第四。

　　信用评级本应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但有的看门人并没有格尽职守。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今年8月被监管部门严重警告，并处以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的重罚。经查，其以调高评级为交换，强卖价值上千万的信用管理系统给发行公司。 

　　这可能只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2018年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用评级机构业务市场化评价结果》中，对信用评级行业的综合评价是“一般”，尤其对评级分析师稳定性差、评级结果质量不佳、信用评级风险揭示及区分度弱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国内5家信用机构的综合评估中，大公国际排名垫底，而联合资信排名第四。外界怀疑，它会否是又一个大公国际？

　　近期已经违约的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公国际的评级为AA+。这其中也有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身影。2017年下半年，联合资信也曾给予其AA+的评级，尽管当时市场已经开始质疑新光控股的资金流动性。

　　2018年上半年违约的25只债券中，其中15只的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占到六成。此外联合资信还曾创造首支AAA债券主体违约的记录。2017年7月21日，上海华信国际集团被联合资信上调为AAA级，今年上海华信已在5月、6月、7月出现连续四次违约。

　　“评级是监管部门对债券发行与投资监管标准设定的重要参考，也是债券发行主体融资成本高低、风险资产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说，“应加强对评级行业统一监管，督促评级机构提高评级质量。”

　　预警失灵

　　过去一年，联合资信已连续数次在债券违约前后，慌张下调相关主体信用等级的事件：

　　2017年10月30日，丹东港集团出现金额为10亿元的债务违约，次日联合资信将丹东港集团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级下调至C级。

　　2018年7月5日，永泰能源CP004违约。当天联合资信将永泰能源的主体评级由AA级下调至A级，一天后又进一步下调至CC。

　　8月23日，“15金鸿债”发生利息违约。在违约前后的10天里，联合资信才将金鸿控股的主体评级由AA级连续下调至为C级。

　　这几家均早已暴露出违约的端倪。

　　永泰能源及其母公司永泰集团的带息负债率常年处于煤炭行业发行人首位，且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金鸿控股存在盲目扩张的问题，2017年，金鸿控股收购的5家公司中有4家公司业绩未达标。其中耗资4.3亿元收购49%股权的正实同创不仅没有完成1亿元的承诺业绩，还亏损1479万元。2015-2017年，金鸿控股的归母净利持续下滑，分别为2.41亿元、1.81亿元、1.7亿元。

　　对于丹东港集团，联合资信明显不够警觉。2017年7月6日仅将其从AA“稳定”调整为AA“负面”，仍然处于AA级，该级的含义是“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2017年第四季度的检查报告中，联合资信就已经受到了交易商协会的批评：“存在受评对象违约前后其信用级别短时间内大幅下调的情形，未能发挥信用评级的风险揭示作用。”今年二季度的检查报告中，联合资信又遭交易商协会批评，因为跟踪评级的及时性不足，未能起到识别和预警信用风险的作用。

　　处境尴尬

　　“发行人付费模式使得评级虚高、预警不足等情况在所难免。”华创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屈庆认为，之所以预警不足，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客户流失而瞒而不报，导致跟踪评级出现纰漏。

　　在现有付费模式下，评级机构既不敢得罪承销商，也不敢得罪发行人，也承担不了相应的责任。反复拉锯达成妥协，保持评级不变，这已经成了行业的惯例。“企业稍有好转，要调级；企业稳定发展，要调级；企业发展不好，为了继续发债，还是要保持级别；一言不合就要换机构。”曾任联合资信评级分析师的丁继平说。

　　这也导致评级普遍偏高。根据交易商协会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AA+级及以上发行人占比57.49%。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AA+及以上发行人占比达到59.17%。2017年，评级机构共对332家发行人做出评级调整，正面调整为270家，负面调整仅为62家。而标普、惠誉、穆迪三大国际评级公司的评级多集中于BBB级，AA及以上占比不大，且调级多为下调。

　　除大公国际和联合资信外，其余3家评级机构也都被交易商协会点名批评，中诚信国际同样被交易商协会批评，“跟踪评级的及时性不足，未能起到识别和预警信用风险的作用。”东方金诚被提到最多的是业务疏漏，新世纪有评级作业流程和合规管理不到位等问题。

　　评级报告数据计算错误、评级档案资料管理不严、级别调整依据信息不充分等问题也被屡次提及。今年3月，证监会对5家评级机构均出具警示函或者责令改正决定书。

　　“评级机构目前确实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需要争取发行人客户，因此就会倾向于给予更高的评级价格。另一方面投资机构的研究能力已与评级机构不相上下，评级机构的角色越来越尴尬。”天风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高级分析师高志刚说，比如一级发行定价或者二级成交价格会更多依赖机构内部的信评，这些评估仅限内部决策使用，但级别分布更加丰富、评级结果更加客观，也更能反应发行人的实际信用资质。

　　规范与开放

　　伴随着金融领域的强监管，对评级机构从严管理也成为新常态。

　　今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2018年第14号公告，围绕逐步统一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评级业务资质，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和监管信息共享，推进信用评级机构完善内部制度，统一评级标准，提高评级质量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早在2015年，监管部门就已开始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当年9月，中国证监会组织组织开展对取得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许可的全部7家证券评级机构进行现场调查。

　　交易商协会也定期通报信用评级机构合规运行和评级质量情况，公布市场化评价结果排名，等等。

　　强监管之外，评级机构也将面临国外评级机构的竞争。

　　去年7月，央行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有关事宜公告》，开始推动符合条件的境内外评级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业务。

　　今年3月，交易商协会发布了《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注册评价规则》，开始接受符合条件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注册申请。5月份，标准普尔和惠誉评级表达出在中国境内独立运营的意向。

　　东方金诚评级副总监俞春江表示，信用评级市场的开放并不必然会导致信用等级竞争，更有可能让评级机构聚焦于投资者服务能力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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